港交所李小加：合伙人制是人治 公司制是法治

最简单的可能是维持现状，不给予创始人对于公司控制权任何形式的特殊权力，但这不无代价。若要选择这个选项，香港可以保持传统公司治理机制的纯洁与简单，可以轻易佔领道德高地，但是也可能意味着香港主动放弃了一大批引领经济潮流的创新型公司，从而失去我们市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而与维持现状相对，另一个极端是允许上市公司发行附有不同投票权的双类或多类股票(即创始人所持股票的投票权高于普通公众股票的投票权)。这类制度在美国及欧洲很多海外市场运行多年，Facebook和谷歌等大型IT公司均採用这种多层股权结构上市。

不过，香港如果要引入这一制度恐怕将会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香港应向以披露为主的成熟市场大步进发，让市场和投资者自由决定，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香港在倒退，因为香港和海外市场区别巨大，香港中小投资者无法与强势的大股东有效抗衡。

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最具代表性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给予创始人多数董事提名权。

分水岭的一边可能是允许创始人或团队有权提名董事会中的少数(例如7席中的3席、9席中的4席等等)，并对高管之任命有一定的影响力。支持者认为这种安排不会对现有同股同权制度造成任何实质改变，同时可以在制度上使创始人对公司保持重要的影响力，不用顾虑随时会被强势股东联合踢出董事会。这一安排赢得共识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创始股东对高管任命(特别是行政总裁)的影响力，这需要监管者设计出精巧的制度安排，既保障创始人及团队掌舵公司的稳定性，又不对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产生实质性冲击。

分水岭的另一边是让创始人或团队可以提名董事会多数董事，但股东大会可以否决创始人的提名；除此之外，所有股份同股同权。支持者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使创始人通过对多数董事的提名，实现对公司一定的控制，但反对者认为这可以使创始人以很低的成本实现对董事会乃至整个公司的有效控制。

有可能让正反两方达成共识的关键是这一提名制度的纠错能力与有效期限。如果创始人的提名屡次被股东否决仍能继续提名，那这种控制权就可能已造成实际的同股不同权；如果这种提名权在股东大会否决一至两次后即永久消失，这就会使创始人极其认真严肃考虑提名以求得股东支持。同时，当其他股东与创始人在根本利益上有重大冲突时，其他股东可以通过一、两次否决就收回这一特权，这样的安排可以大幅降低该制度可能被滥用而引发的争议。

五问：如果市场达成共识要对现有制度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如何确保程序公义？

答：如果选择维持现状，我希望是经过仔细论证和综合考虑后作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因为屈于压力、惧怕争议或者懒于作为的后果，因为这关乎香港的未来。

如果我们考虑修订上市政策及规则，则应该根据修订幅度的大小选择相应的审慎程序来推进。轻微的改动也许只需监管机构行使酌情权；而稍大的变化则需要事先向业内人士进行一些“软谘询”(Soft Consultation)使决策更周全；更大的改革则必须经过全面市场谘询，有些甚至需要经过立法程序。

当然，现实中需要讨论的情况可能比这些更複杂，需要具体情况仔细分析。简言之，无论做出任何选择，我们都必须经过审慎客观的程序，体现法制尊严和程序正义。

六问：现在热议的“合伙人制度”是不是一种可行的上市方式？

答：老实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与我们讨论的上市公司股权治理机制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係。

传统意义上的“合伙制”与公司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很难想像如何将它们揉在一起：

合伙制是一人一票、合伙人之间通过合同相互制约；而公司制则是一股一票、股东之间通过公司章程、公司法等“标准契约”来定义权利与义务；

合伙人这个集体是由合伙人之间的合同约束，谁进谁出由合伙人达成共识而决定，由此来体现合伙人公司的价值传承等等；而公司制下股权依出资比例而定，股东之间的关係是依靠“标准契约”来规范，股东通过在市场上买卖自由进出。可以说，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

上市公司只能是採用以股权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管者不会也无法在上市公司制度层面将这不可相容的“水”和“油”揉在一起。

在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下，监管者只关注股东、董事和管理层这三类人群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係，是否属合伙人与此无关。当然，部分股东、董事或管理层可以自行组织合伙人公司或其他团体来维护共同追求的某种特定价值观和管理理念，但这并不是上市公司监管者的关注点。当这样的组织形式对上市公司运作产生影响时，监管者会要求适当披露。

七问：如果市场同意要为创新型公司来港上市做出一些规则修订，我们应对适用于什么申请人做出怎样的限制？

答：假如市场同意给予某些创新型公司的创始股东一些特殊权利，这些权利也应该仅适用于有限的情况。

例如：这家公司必须是代表新经济的创新型公司，因为这是整个讨论的出发点，这一制度“例外”并不是为其他传统公司设计的；当然，亦有需要对何为“新经济”、“创新型公司”下一个更准确的定义；

获得此类有限权利的必须是创始人或创始团队，因为这也是讨论的出发点，这一制度“例外”不应该被随意转让或继承；

创始人必须是股东并持有一定股权，因为讨论的基础是股东的权利，要保证创始人与股东利益的整体和长期一致性；一旦创始人或创始团队手中的股份降到一定水平下，这一制度“例外”也应自动失效。

此外，还可以考虑施加最小市值或流通量等条件，以确保这些公司中有相当数量的成熟机构投资者来监督这些特殊权利不会被滥用。类似这样的限制方桉还可以有很多，但总而言之，不是所有公司、所有人都能享受特殊权利。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合伙人制度”本身是否可以是一个条件呢？如前所述，“合伙人制度”是公司自身激励人才、留住人才和追求特定价值观的管理制度，市场监管者毋须评论其优劣，但它不应与公司的股权制度溷为一谈。如果“合伙人”符合开列的条件，例如他们是创新公司创始人或团队，并且是持有一定股份的股东，那么就可以被考虑，否则就不行，这与申请人是否採用“合伙人制度”并无必然关係。

（编辑：佛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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