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路线图浮现：力推判决文书5年内上线

“当然，这些技术性问题，随着发展能得到逐步解决”，石磊说。

“作为一名法官，我会考虑裁判文书的上网是不是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北京市高级法院法官李洋说，李洋是一名行政庭法官，也就是负责审理政府作为当事人的案件。“我需要考虑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裁判文书上网，应该怎么处理”。

“司法公开的对象，区分为当事人和普通公众，在法官的实践工作中，实际上把诉讼当事人摆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是案件的当事人，也是利害相关方，对案件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一般公众”，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申进说。

实际上，在中国法院，每名法官都负有宣传任务，“法官被要求挑选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进行庭审直播，或者撰写案例评析文章发表”，申进说。这些任务被制定成指标，但其目的更多是为了普法。

“公开是大势所趋，但我觉得中国的司法公开要考虑中国方面的情况”，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庭长崔秀春说。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一件案子的当事人不想自己被公开，即使把个人信息隐去了，但中国人够聪明，通过字里行间、‘左邻右舍，就可以通过人肉搜索把你锁定’。”崔秀春说，“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怕露富，尤其是一些涉及巨额标的的商事案件，当事人也不愿意被公开”。

“对于公开，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哪天坐在当事人的席位上，可能也是不愿意被公开的”，他说，“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希望司法最大程度地公开”。

“当事人可以阻止法官不公布案子的裁决结果，这是真的吗？”B.J.Rothstein不解地问，Rothstein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她和她的同行、美国得克萨斯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S.W.Smith一起，应耶鲁大学中国法中心的邀请参加了北京大学的研讨会。

“在中国当事人凭什么要求法官说，‘我这个案子判后，判决不要对外公布’？” B.J.Rothstein问到。

“对于是否需要对案件的当事人有特殊的公开程序，这个问题我也不是特别理解”，S.W.Smith说，“在美国，当然有一些法院有一些特别的程序，但这些特殊程序也都会公开在网上”。

两名法官在北京大学研讨会的前一天，还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场类似研讨，“在两场会议上，这个问题都引起了争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秦伟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当事人无权要求不公开判决书，在中国，法律规定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在一些敏感案件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美国，有两个广为使用的数据库。一个是一家私人公司WESTLAW，用户需要付费使用，“在一份判决书生效后2到24小时内，未经编辑的版本就会汇入这个数据库”，S.W.Smith说。

另一个是美国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办公室提供的PACER数据库，这里收录了所有联邦上诉法院、地区法院和破产法院的判决书，查阅者只要保证每个季度的查阅量在15美元之下就不被收费，目前PACER已有100万注册用户。

“其实，中美两国对司法公开的理念是没有太大差异的，但是什么制度设计的不同让现实如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我觉得要做到所有文书上网，以及不上网的处罚措施”，他对本报记者说。

（编辑：佛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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