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俞敏洪的不归路 回不去了

2004年，新东方开始了自己的上市之路。2005年，当老虎环球基金入股新东方后，合伙人之间的纷争终于停止。

事实上，新东方并不缺钱，在当时，选择上市，或许是与合伙人之间意见分歧的一个无奈之举。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约束内部管理，以制度说话，避免出现此前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救赎。“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俞敏洪说。

特别喜欢数钱的感觉

“资本市场就是你娶了一个女人，然后你还甩不掉。每年你还要为她增长25%的收入，不是因为你爱她，是因为你被绑住了”。俞敏洪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自己后悔上市。“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俞敏洪说道。

就在2006年9月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俞敏洪还持有新东方31.18%的股份，但经过几轮稀释后，目前俞敏洪只持有新东方17.1%的股份。即便如此，他仍是新东方的大股东，但是他失掉了“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权利”，俞敏洪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职业经理人。

“上市之前，新东方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企业，上市之后，我要随时告诫自己必须服从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甚至以职业经理人的心态要求自己。”俞敏洪说。

每个季度俞敏洪都要向华尔街报告新东方的业绩情况，报告的对象中既包括王强和徐小平这些仍持股的创业期合伙人，也包括一些海外基金，如果新东方的股价在四个季度中一直下滑，那么持有10%股份以上的股东可以联合提名召开股东大会。

这对俞敏洪来说是痛苦的折磨，“这就是华尔街的规则，它要求你每年25%的增长，但是教育不是这样的。就好像你不能要求北大每年多招收25%的学生一样。”

事实上，在新东方成立之后的前7年，俞敏洪一直在北京做英语培训，他不愿走出北京市，直到今天他仍然这样想，“把新东方做成年收入一两百万的精品机构就挺好的，有限制地发展，小范围内也能实现理想，这样无论是转型还是放弃，都比较容易。”俞敏洪说道。

“我对上市不感兴趣，我就希望自己安安心心每年招那么多学生，把课的质量上得很好，然后年底拿分红，是回去要数一夜才能数清楚的现金，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他笑着调侃自己。

从2000年新东方在上海开设第一家分校开始，俞敏洪已经回不到原点了。

“当时野心太大了，现在留给我的是难以承受之重，当你发现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难以承受之重的目标，做得特别累的时候，很想关掉新东方，但我做不到，因为我发现我要为4000个员工负责，为股东负责，为自己负责，新东方是一条不归路，我不得不走下去。”俞敏洪坦言。

2007年7月，新东方2007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未达到分析师预期，股价在一日之内重跌11.25%，这是新东方自上市之后，股价第一次下跌，俞敏洪第一次感受到资本市场的残酷。

随后的几年，俞敏洪一直寻求根据美国投资机构对新东方的业绩要求，和作为教育机构的稳扎稳打之间的平衡。

按照业绩要求，新东方在几年间，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进教学网点，拿着在资本市场融到的钱到全国各地开分校，或者是收购当地的培训学校——这里面包括了甘肃、青海等地。

俞敏洪告诉那些到中小城市的分校校长：“到了新城市能自己开分校最好，如果不行就花一大笔钱把当地的机构接收过来，独立的成本最低。”

此外，新东方的学生感知最强烈的就是，在新东方的培训费用水涨船高。2007年，新东方在省会城市长春分校一个暑期的研究生英语培训的价格是800元左右，这个数字在2013年暑期变成了1980元。

平衡资本市场各方利益，纠结自己的书生梦想，这些不是俞敏洪擅长的事。

俞敏洪的办公室位于北京新东方大厦9层，距离北京大学很近，偶有空闲，俞敏洪总会来到母校未名湖边散步，“这个时候自己才能好好想一些事情”。

对于上市，俞敏洪曾经和徐小平、王强三人非常积极地推动新东方的上市，但是一直到2006年，新东方马上开始上市之前，俞敏洪认真地的了解了资本市场之后，才开始后悔，他认为在早期的几位合伙人之间，只有自己一个人“赔进去了”。“上市不是你拿了钱就完事儿的，上市是你给自己加了个套，最后相当于只有我一个人折进去了。”俞敏洪苦笑。

在上市之前，俞敏洪和合伙人们争吵的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新东方，上市之后，俞敏洪发现，谁的方式都不算数，只能按照资本市场的方式来管理新东方。

“有时候自己在想，假如新东方关门了，人家会把新东方和我收入全国MBA的案例中，大家来分析，为什么俞敏洪会把新东方做得死掉了。”俞敏洪无奈地说道。

（编辑：佛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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