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的“问题儿童”：击垮自己的创新（中）

编者按：前文（详情请点柯达的“问题儿童”：击垮自己的创新（上））提到作为数码摄影开山鼻祖的柯达，却没能在这一领域占据有利地位。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文将解开这个谜。

柯达——一家功成名就的大公司，为何会错失新的机遇呢？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以及柯达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给 Raymond Demoulin 发了电子邮件。

图为 Raymond Demoulin1992 年在 Center for Creative Imaging

Demoulin1954 年进入柯达，从“最底层”做起，不断升职，最终在 1986 至 1993 年前成为主管专业影像的副总裁。长久以来，他都被认为是最早在公司中提倡电子影像改革的人，尽管这个事实常常被忽视。Demoulin 被程为“圣人 Raymond”，或是褒奖或是讽刺，这取决于出自谁人之口。他十多年前就退休了，但至今仍关注有关柯达的新闻，偶尔还会发表一些评论。

通过 Demoulin，Andrews 及其他几位之前供职于柯达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叙述，我串起了一段柯达的“历史”。这段来源于柯达公司中被忽视的数字化创新者的故事，讲述着历史上吃了“闭门羹”的伟大技术之一的坎坷历程。正是无视胶片摄影即将来临的末日的管理人员，把这个绝好的机会拒之门外。

在我们的邮件往来中，Demoulin 给我发了两份他撰写的商业报道，文章逐点分析了柯达没落的原因。根据他给出的数据，每卷成本仅 1 美元的胶卷，售价却是成本的 8 倍，柯达因此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他说，这虽然极大的推动了公司的发展，但最终却成了困住柯达的囚笼。管理层痴迷于眼前的收益而忽视了市场已经逐渐转向数字化，原来的胶片摄影将被淘汰的事实。“他们总是持否定态度，”他说，“他们不愿意放弃市场 90% 的份额去博得只占市场 10% 到 20% 的数码摄影用户的欢心。”

柯达对胶片的崇拜并未逝去，它还在 George Eastman House Museum 里向世人展示着曾经的风采。George Eastman House Museum 坐落于罗彻斯特附近风景如画的 Park Place 中，与被风光不再的柯达公司比邻。Eastman House 中有许多藏品，包括 100 多年以来摄影技术发展的重要创新，它们大部分出自柯达之手。比如第一台 16 毫米电影摄像机，Brownie 傻瓜相机模型，NASA 从外太空拍摄第一张地球照片所用的的设备……

两台造型古怪的设备吸引了我。其中之一是 Nikon DSC-100。这是一台老式单反，配备有一条笨重的数据线使之与存储设备相连，以弥补小容量的不足。这和如今的智能手机的原理很相似。另外一台是 Canon 的老式单反，为了扩展容量而配置了一个它本身体积两倍的配件。它们是第一批消费型数码相机的例子，讽刺的是，柯达正是它们的设计者。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民主纪事报曾采访当时的 CEO Colby Chander，请他谈谈如何看待柯达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是五十年的发展。他回答说，柯达一直是“分子领域的奇迹”，将来仍将持续这个神话。实际上，当时图像已经开始走向数字化，柯达引以为傲的分子奇迹逐渐被无情地淘汰。

转折点出现在 1975 年。那时，25 岁的 Steve Sasson 是柯达 Photographic Research Laboratory 的电子工程师。除了他自己、他的团队和他的上司，没有人看好他们的项目——寻找捕捉光并将之转化为数字电信号的方式。对于数码摄影来说，这简直是天才之举。

Robert Shanebrook，一个当时在 Photographic Research Laboratory 附近工作的退休员工回忆到：对于柯达公司众多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来说，Sasson 的照相机看起来更像是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它有趣且让人印象深刻，但他们都认为，和他们的傻瓜相机一样，这也不过是一个玩具。“数码摄影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他说。

分析师指出了几点导致柯达破产的原因，从整体管理的失误到金融决策的不善。Eastman Chemical 从柯达的脱离，带走了本可能支撑柯达向数字化转化的数十亿现金流。还有人指出反托拉斯诉讼阻碍了公司数十年，为竞争对手开了一扇通往成功的大门。其中一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富士，成功地完成了模拟向数字的转化。

身处其中的人们，比如 Demonlin，都把失败归结一个关键因素：工程师与高管之间的分歧。前者清楚的看见了数字化的未来，并积极推动数字化的进程；后者却依旧沉迷于分子技术和近乎垄断的利益奇迹。

（编辑：佛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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